文 | zjf
编辑 | 大A
2021年新年之际，首期人文社科读书会在线上顺利举办。读书会的三位领读人以及活动发起人达达分别为整个活动献上了非常精彩的讲解。以下是整场讨论会简单的内容回顾，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们第一期的论题，更希望有更多对类似活动感兴趣的读者加入我们！
这期读书会的阅读材料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福柯第一部学术专著。福柯的学术主题比较综合，涉及到大量的跨学科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临床医学等。福柯本人将自己的论述称之为“知识考古学”。本书的主线是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史。在古代，疯癫不是贬义也不是危害，而是非常理的，超自然的象征。启蒙时期，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因为推崇理性，而把疯癫放在了理性对立面。17世纪出现了精神病院、禁闭所等机构来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疯子对社会产生危害。而福柯对疯癫的态度是同情的，他不认为疯子是异端，甚至反对治疗疯癫。因为他觉得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或者说在精神的健康与病态之间并没有科学的区分标准和严格的界线。他甚至认为疯癫之下也有一种隐秘的理性：在混乱而明显的谵妄下有一种秘密谵妄的秩序。这种谵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纯粹理性。而最终理性偏偏产生于痴呆的外表。——第四章《激情与谵妄》
福柯在本书中详尽阐述了疯癫的认知史。领读人森森首先对疯狂的起因缘故做了阐述，并分析了疯狂与理性的关系。**他提出，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待方式是一种“愿景”，而这个愿景是由我们的理性和历史经验所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疯狂，是在历史中被建构出来的，就像福柯书里论述的，中世纪的人们是怎么看待疯狂的，文艺复兴的人们又是怎么看待疯狂的。那么在福柯话语中，疯狂是怎么存在的？首先，福柯认为我们不仅要建构疯狂，我们也要建构理性。有了这个二元关系，我们才能区分二者的不同。一个现象怎么由历史演变到现在，从模糊到熟悉，从简单到囊括了多维度意义，并一步一步被理性等各种各样秩序所脱离，直到变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模样。福柯说，疯狂既是法律的疯狂也是宗教的疯狂，疯狂和理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如果要分析二者关系，那么绕不开道德这个重要角色。因为一个疯子在道德上就被一个正常的社会所边缘化了。所以在启蒙时代因为理性的需求，人们建立的社会秩序就需要一个对立的元素来体现道德和理性的优越性，那么疯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众矢之的。
领读人AA补充了森森提到的道德问题。**AA从另一个角度说，中世纪晚期是为了界定理性而去定义了疯狂，而在福柯眼中，疯狂与理性都是中性用词，它们都是社会构建的结构 (institution) 。**福柯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所谓的疯癫的成因。比如他认为疯狂是一种黑白混杂的虚无状态，昏沉好似梦境。而这种混杂需要一个爆发的途径，因为它不稳定，盲目、混乱、无意识，是梦幻与谬误的交界处。AA认为，福柯用这些模糊、主观的词语来诠释疯狂，福柯这些判断标准本身以及对象也都是非理性的，但是尽管如此，此时也依然有着非理性与理性的对立。福柯想说明的问题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侧面描写，也就是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本身多多少少都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福柯要强调的是，疯狂作为一种非存在物，是和人们日常生活有距离感的东西，具有不可交流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既然是被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所赋予，那么这种距离感本身当然也是经过诠释的，而不是自然的、科学的。福柯认为疯狂没有什么不正常，也不需要本能地去反感。或者说，任何对疯狂的定义，都是对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妥协。定义疯狂只是为了定义理性，并通过割裂、隔离、禁闭“非理性”的部分来凸显“理性”的道德制高点。
第三位领读人范范指出，19世纪以来的精神疾病的社会现象要从社会结构的流动与对比讲起。 18世纪前，社会的阶级和流动较为受限，人对世界的感知也仅限制在自我生活圈与社会联系以内。进入工业时代，疯人作为资本的弱势方，自然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压制的对象，医学对他们而言也并非公平的体系。而资本催生了新的阶级矛盾这种矛盾使得监狱、腐败等成为令人恐惧的意象，而医学也就成为了维护阶级秩序的工具，而非真正对腐败、污染的抑制。医学成为了卫道士，而并非仲裁者，只是通过医学这样一种手段、制度，名正言顺地把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同时作为资本的弱势方，精神病院关押的不仅有疯人，也有犯人，因此这种非理性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制度而存在。
对于疯癫在现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来说，重要的或者可以说关键的是，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为仲裁者被请进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道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胁。——第七章《大恐惧》
范范指出，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恐惧，也部分来自于之前对麻风病、热病等的继承。范范援引了黑格尔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继承”：主体 (subject) 人对事件的了解过程中将麻风病、热病的恐惧的主体归为同一个客体 (object)。但这种将文化与意象混合的行为，是对精神病人的物化。在理解世界这个理性需求下，非理性的事件就变成了他们无法参透的对象：
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这种掺杂着当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乱想的回归中，实证主义将会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将 会发现一种能够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 ——第七章《大恐惧》
黑格尔哲学认为，脱离感官的自我认知是无意义的。完成主体认知的最终条件来自于对双方的互相认知。在这种主客体之间循环认知的相互作用下，才能理解自己作为主体的同时，又作为客体被他人认知的方式。资产阶级希望将监狱和疯人院割裂开，让犯人与疯人划出区别。但结果却是使疯狂与禁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人道关怀不过是主客体之间循环互动的产物罢了。说白了，就是物以类聚的禁闭可以使病人们在相互互动中恢复一些自我意识、成为理性的主体。福柯所描述的正是把具有相似病症的疯人归类并区分管理，福柯对这种理想化的主体认知方式有自己的描述：